六四集體記憶的代際承傳:
燭光晚會現場調查結果(二)

 

陳韜文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座教授
李立峯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鍾庭耀 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總監

2011年7月1日

我們在上文從六四事件懸而未決和六四晚會參加者對兩種「反回憶論述」的回應來分析香港社會中六四集體記憶的延續。而在六四記憶的延續這問題上,不得不談的是年青人的參與,亦即支聯會多年來強調的薪火相傳的問題。近兩年不少晚會參加者都會得到一個印象,就是參與晚會的年青人的比例很高,我們其實在去年六四晚會之後就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在去年的六四晚會中,有約54%的參加者年齡在29歲或以下,亦即在1989年的時候他們只有八歲或以下,甚至並未出生。同樣情況也出現於今年的晚會之中,從年齡分佈來說,24%的被訪者在19歲或以下,34%的參加者在20至29之間,14%的參加者在30至39歲之間。若將前兩者結合,今年晚會參加者之中,在29歲或以下的有58%,較去年的比例再高出了數個百分點。

社會動員和青年人的參與

我們在去年的分析指出,很多年青的參加者雖然並未親身經歷六四事件,但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往往會從電視新聞或家人的口中得知有「六四」這事件存在。他們不少在中學的時期從老師口中得知一些有關六四事件的基本資訊,然後再透過包括互聯網等其他媒介,一步一步的「發現」六四。我們去年的分析亦發現,相比於年齡較大,有親歷六四事件的晚會參加者,年輕的參加者對晚會的參與會較為依賴於六四前一段短時間內的社會動員。但在這裡,社會動員主要指參與者和朋輩之間的相互動員,而非由社會或政治組織發動的動員過程。

今年的晚會現場調查沒有再次詢問年輕參加者如何認識六四事件,但在動員過程上,我們得到的結果跟去年的一致。如果我們將29歲或以下的稱為青年參與者,而將所有30歲或以上的稱為成年參與者,我們會發現,有61%的成年參與者指自己在晚會前一個月已經決定參加晚會,但在一個月前已決定參與的青年參與者只有42%。同時,有23%的青年參與者指自己在晚會當日或前一日才決定參加晚會,而在6月3日或4日才決定參加晚會的成年參與者則只有13%。

調查亦問及被訪者跟誰一起參與晚會,有關的結果同樣顯示著社會動員對青年參與者較為重要。有35%的成年參與者是自己一個人參加晚會的。單獨參加青年參與者比例則只有15%。青年參與者跟家人一起參加晚會的比例也比成年參與者低(百分比分別為8%和22%)。青年參與者最多是與朋友一起參加,比例高達56%。相反,跟朋友一起參加晚會的成年參與者只有28%。

需要強調的是,社會動員對青年人較重要,不等於青年人只是被動的參與六四晚會。這可見於不同年齡參加者擔當「行動領袖」這角色的比例。調查顯示,成年參加者中,如果他們是跟其他人一起參加晚會的話,30%是由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的,有51%則是不分先後地跟別人同樣有參加晚會的想法,只有19%由別人先提出。而在青年參加者中,由自己首先提出參加晚會的有24%,不分先後地跟別人同樣有參加晚會的想法有58%,結果,只有18%的青年被訪者是在別人先提出的情況下參加晚會的。總的來說,不同年齡層的人士,其朋友群中亦通常以年齡相若的人為主。所以社會動員不太涉及上一代直接動員下一代參與,而更多是同年齡人士之間互相動員。

年青參加者對六四的感知

不少社會學中有關集體回憶的研究指出,有親歷重大事件的人會留下最深的烙印。在事件發生後才長大或出生的人,縱使他們可以從不同的管道中得知事件的經過,但他們的情感和態度一般都不會如上一代般強烈。由此推論,青年參與者和成年參與者對六四事件的感知應會有程度上的分別。我們的調查發現亦印證這一點,調查詢問被訪者會否對現時中央政府對六四事件的取態感到憤怒,有71%的成年參與者答「會」,給予同樣答案的青年被訪者較少一點,有64%。調查再問被訪者的憤怒的程度,以0至100分來衡量(100代表極之憤怒),指自己感到憤怒的成年被訪者的平均分數是86.5,比指自己感到憤怒的青年被訪者的平均分數80.7要高,兩者之間的差異亦達致統計學上的顯著水平。

除此之外,青年參加者對一些跟六四有關的「代表人物」的感覺亦沒有成年參與者那麼強烈。調查問及參加者覺得「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前學運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今年離世的前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以及現任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六位人士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記念及平反六四的運動。從表一可見,以0至10分來測量(10分為「絕對能夠代表」),兩個年齡組別的參加者都視「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的代表性為最高,其次是兩位前學運領袖王丹和吾爾開希。

表一 不同人物對記念及平反六四的運動的代表性
 

青年參與者

成年參與者

整體樣本

丁子霖

8.23

9.04

8.57

王丹

7.57

8.77

8.09

吾爾開希

7.56

8.90

8.15

劉曉波

7.17

7.62

7.37

司徒華

7.16

8.32

7.64

李卓人

6.33

7.88

6.98

註:數值為平均分。10分為「絕對能夠代表」。

不過,兩個年齡組別之間亦有重要的差異。在對所有六位人物的評分上,成年參與者的評分都要比青年參與者高。這是不難理解的,以兩位前學運領袖為例,對親身經歷六四事件的人來說,電視螢光幕上幾位最重要的學運領袖必定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往後的二十多年來,幾位學運領袖的曝光率已經不高。在追求平反六四的運動中,亦的確不算擔當著領導的角色,所以年青的一代對他們的感覺會遠不如上一代的強烈。同樣道理,對於較年長的一群香港市民來說,他們多年來見證著司徒華及其他支聯會中堅份子對平反六四的堅持。相比之下,對近年才開始認識六四的年青一代來說,司徒華及其他支聯會中堅份子就不一定顯得那麼重要。

青年人對反回憶論述的回應

我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分析到晚會參與者對一些「反回憶論述」的認知和看法。既然年青參與者對有關六四的人和事的感覺其實在相對上會較弱,我們自然會問,那是否代表他們更容易受到「反回憶論述」的影響?

分析結果顯示,絕大部份年青參與者都表示曾在不同的管道聽到「學生錯誤論」及「經濟發展論」兩種「反回憶論述」。相比成年參與者而言,較少青年參與者表示在新聞中聽過官員或評論員提出該些觀點。表示在親人或朋友口中聽過該些觀點的比例在兩個組別中差不多,而毫不出奇的是,較多青年參與者表示在互聯網看到過兩種「反回憶論述」。

兩個年齡組別的參加者在評估兩種「反回憶論述」被社會接受的程度時並沒有差異。但最有意思的發現在兩組參與者自己對兩種「反回憶論述」的態度。在「學生錯誤論」上,45%的成年參與者認為這觀點不符事實,但只有23%的青年被訪者作出同樣的判斷。不過,認為「學生錯誤論」不能掩飾政府的錯誤的成年參與者和青年參與者比例卻基本上一樣,兩者分別為66%和64%。同時,認為「學生錯誤論」無關六四事件重心的成年參與者和青年參與者比例亦差異不大,兩者分別為32%和29%。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於兩組參與者對「經濟發展論」的看法上。37%的成年參與者認為「經濟發展論」不符事實,但只有23%的青年被訪者作出同樣的判斷。認為「經濟發展論」不能掩飾政府錯誤的成年參與者比例亦較青年參與者比例高,兩者分別為68%和53%。不過,認為「經濟發展論」無關六四事件重心的成年參與者和青年參與者比例基本上差不多,分別為46%和43%。

這些數字顯示出,年青參與者雖然對六四事件的細節不一定非常清楚,但他們卻明白六四事件的重心所在。我們在前一篇文章指出,香港市民之所以能抗拒各種「反回憶論述」,重點是他們對六四的本質和重心達致了一定的看法。所以,年青的一代抵抗「反回憶論述」的能力不一定比年長的一代弱。他們不一定瞭解當年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他們有些甚至不一定認識趙紫陽,但這不妨礙他們對平反六四的支持。

二十二年以來,在民間組織和政府的爭持之下,香港人一直堅持記念六四。我們引用的現場調查數據,不一定能夠說明整體香港市民的態度,但它說明的是,對好一些香港人來說,六四的意義不單沒有變得越來越模糊。相反,六四事件的本質和重心以及追求平反六四的動因,可能因時間的洗滌而變得更加純粹和清晰。挪用一下那位教育局官員的說法,對很多香港人來說,中共內部的權力政治、當年學生運動在策略上的對錯,甚至中國現時的經濟發展,相對於六四事件中失去的生命、相對於中國的自由民主之路,都只不過是沙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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